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城邦文明，其发现和供认，是考古学宣告“怎样供认文明”这一世纪之问的肇始，也是西方学者辨识文明、概括文明要素的重要基点。
  19世纪中叶，被誉为“亚述学之父”的英国学者罗林森成功释读贝希斯敦铭文，人们知道到两河流域存在比古巴比伦更早的文明。1877年，两河流域南部的泰罗赫遗址出土拉伽什第七任长官古迪亚带铭文的雕像和泥板文书，供认这就是《圣经》中记载的苏美尔城拉伽什，揭开了苏美尔文明研讨的前奏。1931年，学界树立“欧贝德时期—乌鲁克时期—捷姆德特·那瑟尔时期”的前王朝序列。同年，乌鲁克遗址埃安娜神庙出土许多原始楔文泥板，为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供应了确证。
  1946年，根据泥板文书记载的创世神话，考古学家找到并开掘了两河流域南部最陈旧的城市埃利都古城。古城位于土丘之上，面积约31万平方米。在欧贝德时期的遗存中发现了接连制作、方位固定不变的宗教建筑。最早的祭室是长约3米的方形泥砖建筑，内有矮小供桌，外有灶坑火化供物。之后祭室面积扩展，出现壁龛和祭坛。祭坛与供桌相对，是苏美尔神庙的典型布局。后来宗教建筑分化出中殿和侧厅，祭室翻开为实在含义上的神庙。中殿祭祀神灵，侧厅焚化祭品、放置供物并供祭司们居住。跟着神庙面积的扩展（250多平方米），构成规范的三分式布局。侧厅功用不变；中殿内神坛两头墙上凸出的墙垛，与神坛构成类似舞台的崇高空间；神庙全体建于高台之上，台上有坡道衔接地上。挺拔台基之上的三分式神庙正是两河流域最具特征的典礼圣殿——塔庙的雏形。居住在神庙侧厅内的专职祭司逐步成为等级社会中新的阶层。
  跟着一系列重要考古遗址的发现，两河流域文明来历的研讨也进入高潮。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远古东方的新启示》（1934年）中，最早对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文明的考古资料进行全面概括，提出“文明的初步是出现了运用文字、居住密布且具有凌乱组织的城市”。由于两河流域南部在早王朝时期才引进冶金术，所以冶金术未被列入文明要素。在随后的《人类创造了自身》（1936年）和《前史产生了什么》（1942年）中，他列举了早期近东文明的14个体现，并提出三个一同特征：满意的剩余产品以满意新的经济阶层；凌乱的生业方法；运用灌溉等技术对土地的集约化开发。1950年，在《城市改造》一文中，柴尔德从其时最新的考古资料启航，提出城市差异于村落的十个规范，并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人口规划、密度远超村落，出现专职的非农人口；通过神庙或国王会合剩余产品，制作大型纪念性典礼中心，供养祭司、精英、官僚阶层及专业化的手工业出产者等非农人口，进口外地资料用于出产或典礼活动，出现规矩的长距离交易等；创造记载体系和书写文字等。
  195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讨院举行关于近东区域文明来历的研讨会，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曾编撰专著厘清“文明”含义的克拉克洪教授指出，文明社会只需包括以下三条中的两条即可：超越5000人的城市；书写文字；纪念性的典礼中心。但许多学者更注重文明社会的本质，而非“要素”式的外在体现。
  与会学者中，唯一在两河流域南部翻开作业的芝加哥大学东方研讨院的考古学家亚当斯列举了文明社会的三个特征：阶层分化，导致首要出产资源的控制权和悉数权高度分化；地缘组织国家构成，政治、宗教的等级准则内行政处理中互为补偿；凌乱的劳动分工，除许多初级农业出产者，存在全职的手工业者、家丁、战士、官员等。亚当斯的观念阅历了其此后在两河流域的考古作业，也成为长期引领两河流域国家及文明化进程研讨的根柢观念。在《乌鲁克村庄》（1972年）一书中，亚当斯依照遗址面积将乌鲁克时期遗址分为乡、镇、城、都市四个等级，提出两河流域南部的“城市改造”阅历了人口增多和人口会合两个翻开阶段，在剧烈的社会骚动中，血缘村落崩溃，地缘乡镇树立。
  20世纪80时代末以来，战争的迸发使两河流域的考古作业重心从南部转移到了北部，特别是21世纪以来，通过20多年资料的堆集，两河流域北部文明化进程研讨取得一系列打破性翻开。其间最值得注重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喀布尔河上游布拉克遗址周边的查询，学者们结合遥感技术重建了该区域长时段的聚落演化进程。效果闪现该区域在公元前五千纪末到四千纪初就初步了城市化，早于两河流域南部，其城市化旅程与南部也不同，在没有灌溉农业的基础上，由松散的聚落向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中心聚集。到公元前四千纪上半叶，已构成面积达130万平方米的都市。二是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高拉遗址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阿斯兰丘没有通过城市化，仍然构成了类似国家的高度凌乱的集权中心。
  面对两河流域南部和北部国家构成旅程的多样性，罗马第一大学、阿斯兰丘的领队弗伦基潘教授于2018年提出两河流域国家出现的四个标志：国家组织创造财富；出现官僚阶层（统治者将权力赋予官僚阶层，以其名义处理社会，构成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处理体系）；权力及其作业方法高度准则化；权力世俗化，王权高于神权，或王权已从神权中分离。她对国家权力及其作业方法的侧重，遭到其掌管开掘和研讨的阿斯兰丘资料的影响。该遗址位于土耳其东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马拉蒂亚平原，高30多米，面积约4.5万平方米。到公元前四千纪上半叶，遗址规划广泛土丘，除布衣区和贵族居址，出现建在巨石基座上的三分式神庙。神庙的中殿面积约130平方米，内有许多成批出产的陶碗，侧厅也堆积许多陶碗和印纹块，估测在神庙内进行日常的食物和劳动力再分配。到公元前四千纪下半叶，遗址规划抵达顶峰。神庙被抛弃，出现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内有小型神庙、贮藏室、宅院、走廊、行政处理场所和贵族居室等，不见布衣区。堆积中发现5000多件印纹块，绝大部分被有意埋藏在A206号坑中，成为记载该遗址食物贮藏和消费状况的名贵“档案”。与印纹块一同出土的还有许多陶罐、陶碗和绵羊骨骼等。贮藏室A340中发现175件印纹块，均遗落在开封的容器边，上面有30种图像，说明该房间内曾进行程序凌乱的大规划食物分配活动。贮藏室的门锁被印纹块封印，标明贮藏准则之严密。III号房间出土了制作精巧的砷红铜短剑、长矛头等，房间进口有铜制门插销，体现出统治者对军事权力的会合掌控。以上均说明该遗址存在凌乱的官僚体系和强有力的集权经济和政治。但或因未经城市化的堆集，其政体极不安稳，抵达顶峰后很快走向溃散。
  纵观两河流域考古开掘、研讨进程，不难看出，跟着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不断增加，特别是将南北部差异归入视界，考古学家们勾勒出该区域文明来历不同的翻开途径，也提示了世界文明化进程的凌乱性和多样性。这也启示我们，世界各地文明初兴时，相貌千差万别，很难用一同的“要素”供认或打扫，而是应该安身各自考古开掘和相关资料，根究描绘其来历、构成、翻开的不同进程与一同图景。